在解放军将领林彪元帅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星，用“战神”来形容可能有些不恰当，共产党人不信神，也不迷信个人的能力无敌，但就战功和战绩而言在开国将领中似乎是无出其右的，美中不足的是林帅当年称病推辞挂帅出征朝鲜抗美，给世人落下了胆小，怕死，籍身体有病为借口不出兵的印象。这也林彪元帅遭人诟病最多的地方之一。在下认为简单用怕死和怯战来形容林彪在出兵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恐怕是有失公允的。

首先，从林彪反对去朝鲜参战的动机分析。从与领袖的关系上看，林彪无疑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大将，在这种关键时刻派林彪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无疑最符合毛泽东心意的，也是最符合逻辑的，关键的仗当然要让自己靠得住的人上场，从派出的志愿军来看，都是四野人马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让林彪去无疑也是最符合组织原则和实际情况的。但林彪为什么不肯去？病情果真有这么严重吗？林彪解放华南的时候虽然谈不上生龙活虎但是意气风发总归还是有的，短短几个月身体就到了不能挂帅的地步了？在下认为，林彪生病不是真的，但理由不是因为他怯战才称病推辞挂帅，而是因为林彪在是否出兵朝鲜这个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和彭德怀是有不同见解的。其实这也是当时中共许多大员的看法，只不过到最后在毛泽东的强烈要求下出兵。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当然有他的道理，这也被抗美援朝的最终结果所证实。现在我们探讨一下反对出兵的意见是不是全无道理。我们来看看出兵的几个理由，这是长津湖网友提到的几点，一是国际主义（没有国际主义思想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所以斯大林不是，而二战时的日共，反而体现了国际主义思想），二是从国家安全上考虑，所谓的唇亡齿寒。三是从战术上考虑，主动出击，不是坐守鸭绿江防，即他说的，打得一拳开，引得百拳来。这恐怕也大多数网友的观点。就这几点我们分析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国际主义，我想说明的是，共产党也是有国家的，我更认同的是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当然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者），当国家的利益跟国际主义有所冲突的时候，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更多的是应该考虑国家的利益，国家当然最终是要灭亡的，可不是还没到灭亡的阶段么，所以不能不考虑现实的问题。所以中苏虽然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领土争端上却都寸步不让。斯大林虽然被认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斯大林却真正地捍卫了苏联的利益，包括蒙古问题、朝鲜问题，应该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斯大林是成功的。 而且在之

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与标志，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我军军衔制从酝酿到真正实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早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了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军相同。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一些高、中级指挥员，曾被授予国军军衔，少数高级干部还曾佩带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为了适应形势需要，1937年8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同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公布了各级职务的基准军衔。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完全按照当时国军的衔级设置，分为六等十七级，即“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新兵。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作了实施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但是，后来除了驻扎在蒋管区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授了衔之外，整个部队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一时难以授衔。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阶段，授衔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停止了这次军衔制度的实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31日，由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指示》下达后，我军部分机关、干部开始评定军衔等级。这次拟定的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六级

在陕北，刘志丹的故事依然流传很广。上点年纪的人，都会唱那首信天游：“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提起刘志丹，耳边就会响起那首语调高亢、悠扬的歌：“陕北出了个刘志丹……”这位陕北红军的创始人，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把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陕甘红军的灵魂人物。他33年的短暂人生充满传奇色彩。2008年11月底，记者在西安见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时，老人刚刚过完79岁生日。她身着中式对襟棉袄，戴着一顶红色帽子，谈话间思路清晰、言语幽默，对于往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你看我长得像不像我爸？”刘力贞问记者。刘力贞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很多老照片，父亲刘志丹和母亲同桂荣的两张大照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刘志丹牺牲时，刘力贞只有7岁，她对父亲的记忆很少，更多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山沟沟走出的刘景桂主席1903年农历8月14日，刘志丹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村。“那是个山沟沟，我家就在沟壑里。” 刘力贞说。刘家在当地条件较好，刘志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私塾先生，兼做一点小生意。刘志丹是家里的长孙。因为出生在中秋节的前一天，祖父为他取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志丹”。“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外祖父是好朋友，在母亲才七八岁时，父亲和母亲就订了亲。”1921年春，19岁的刘志丹和17岁的同桂荣完婚。婚后第二年，刘志丹考入当时陕北地区仅有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父亲是学生会主席，经常带领同学们举行反军阀、反帝、反侵略的游行示威”。1925年3月，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党组织推荐他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第一团第二连学习，后转入炮兵科。翌年毕业后，刘志丹被党派到冯玉祥统帅的部队，任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主任。刘志丹这时只有23岁，但在西北军中已是知名人物。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清党”，刘志丹转入地下活动，1928年5月在渭华发动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他担任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虽然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但为这一地区后来的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陕北至今流传着一百多首歌唱刘志丹的信天游，“渭华原上开红花，刘景桂主席到我家……穷苦人拧成一股绳，打倒土豪咱当家。”刘力贞还听家人说，1932年，不到20岁的习仲勋，在甘肃两当县发动兵变失败，非常伤心。父亲鼓励他说：“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我失败了70多次，失败了再战，接受经验教训。

一个用几年时间就结束了百年战乱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军阀割据实现了大陆真正统一的中国；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个没有民族衝突、族群矛盾、省籍矛盾的中国；　　一个不再挨打的中国；　　一个没有一兵一卒外国驻军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　　一个让美国总统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个使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东亚病夫”，恢复健康到人均寿命65岁以上的中国；　　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　　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　　一个实现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没有下岗、失业的中国　　一个在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封锁下，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比世界所有国情相似，经济起点相近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国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　　一个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6以上，只有轻微腐败的中国；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个被国际经济学家计算基尼系数在3以下，分配公平的中国；　　一个不许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的中国；　　一个消除了恶霸、地主、买办、资本家的中国；　　一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蝗虫害的中国；　　一个使三年二决口的世界第一害河——黄河从来没有再决口的中国；　　一个从小学到大学都实行免费教育，没有因缺钱上不起学、大量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国；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个历朝历代都不能消除的匪患，在短短几年就使匪患绝迹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黄、赌、毒、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低犯罪率的中国；　　一个基本消除了性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疾病的中国；　　一个识字率从20％上升到70％左右的中国；　　一个人口死亡率从1950年的1.8％降低到0.73％的中国；　　一个人口出生率从3.7％降低到2％的中国；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个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少有没钱看不起病的中国；　　一个完全靠自己制造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中国；　　一个出租车不装防护栏，住户不装防盗门的中国；　　一

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的一些亲友们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当他们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自己或是亲友到北京参加工作时，毛泽东都没有答应。他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

　　毛泽东大舅的儿子文涧泉，和他感情甚好。1927年，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起义，文涧泉陪同考察，并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毛泽东对他很尊重。建国后，两人常有书信来往，文涧泉还七次上京看望毛泽东。即使如此，当文涧泉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本家好友文凯在北京找一个工作时，毛泽东在1950年的回信中说：“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介绍，尚乞谅之。”毛泽东在另一封信给文涧泉的信中说：“赵某求学之事，我不便介绍。”多次谢绝了文涧泉的求情。这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至今读来仍耐人寻味，令人感慨。

　　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以其地位和威望推荐几个乡友到京工作，应该不是难事。但毛泽东却认为，“人民会说话”，“我不便介绍”。公事是公事，私谊归私谊；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绝不因私谊而废公事，因感情而弃原则。这样一个好传统，在当今社会仍应为领导干部所坚持、弘扬。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却难有毛泽东同志“不便介绍”之觉悟，在荐人用人上，往往不是看“人民会说话”，而是人情重于党性、感情重于原则、关系重于政策，经不住“跑”、经不住“找”，明知有的不符合使用条件，也要一个劲地“推”。透过一些单位的“用人链”，我们不难发觉在推荐使用中，让群众感到“突然的”、“想不到的”、“不可理解的”越来越多。这种以“领导权威”为轴心的“近亲繁殖”现象，着实令人深思。

　　据媒体报道，去年，正值基层一些地方清理财政“吃空饷”人员之际，某县为了解决干部的配偶、子女下岗再就业问题，擅自将30名科级干部家属一次性安排到县直事业单位工作，并由县财政部门发放工资，引起群众普遍不满。如此违规安排裙带关系“就业”，不但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而且直接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毛泽东同志的“不便介绍”是一件小事，但其折射出的从政为官的品格着实令人敬仰，而这正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这是一次让同行们羡慕不已的“组织”行为。多年来，几乎所有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报以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个故事的同事，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行为赞赏有加，来自摄影记者供职机构的官方评价也很高。

　　1957年5月15日至25日，“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来到北京，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徐建春来自山东，1950年，高小毕业回到家乡后，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小姑娘，被推选为互助组组长，领导大家搞生产。以后，她又成了初级社社长，管理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过劳模。作为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徐建春的事迹在当时被广为宣传。《中国青年报》指派采访这次会议的摄影记者洪克也同样来自山东，他原是《山东青年报》的一员，先前与徐建春就很熟悉。得知毛主席要接见徐建春等代表后，洪克找到他们，商量好拍照时要见机行事，配合一下，这样才能拍出好照片，为此，他们甚至一起商量了许久。

在休息室，当毛主席习惯性地掏出烟放在桌子上时，洪克使了个眼色，坐在主席身旁的徐建春立即心领神会，拿起放在桌子上的火柴，在大家的笑声中，为毛主席点了烟。毛主席他老人家也非常高兴，把头伸了过来。

　　新华社摄影记者郑小箴也在现场，她与洪克并排站立，所拍到的画面几乎与洪克拍的那张一模一样。当年，新华社“中央新闻组2、3、4、5月份好图片介绍”是这样评价郑小箴这张照片的：

　　这张毛主席和青年在一起的照片是记者在休息室拍的，它反映了毛主席和青年们那种融洽、亲密的关系，也反映了青年们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照片上虽然只是近十个青年，但却是全国青年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的缩影。

画面上徐建春正在为毛主席的香烟点火，给人以极亲切的感觉。青年们把毛主席看作伟大的领袖和导师，也把毛主席看作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照片表现了青年人对领袖的热爱。

　　接下来的评语，无意间透露出照片的“组织”方式：

　　在画面上，毛主席位于最显著的中央，青年们在四周。青年们人数虽多，但视线都集中在中间；青年们虽是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但脸上却充满了笑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出于对“我们大家庭里的长者”的尊重与爱戴之情，这样一张“组织”得当的照片，一直被后人喜爱着。在那个年代，这并不是特

2008年10月，在珠海日东广场停放9年的毛泽东专机出售，要价800万元。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领导人乘坐专机往事的关注。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的第二天。

　　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专机机组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地点——汉口王家墩机场。机组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此前在东郊首都机场，周恩来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奔赴汉口。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机组接到北京方面中央军委的命令，令专机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机组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如实告诉他们：“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能违抗。”王家墩机场直接与北京通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让专机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后来才知道，当时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占领的谎言。

　　最后，机组成员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先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改道在山坡机场降落。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机组成员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的周恩来。他紧绷着嘴角，气氛很紧张。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机组成员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意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这一切均源于蒋介石身边有一名中共的卧底，她就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今天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中共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在向办事处汇报工作时，董必武对她说："你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董必武又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利用同他的老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找到朱家骅，要他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这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朱家骅似乎想起了什么，马上指示秘书给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手续。　　当时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获取重要情报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那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　　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中共军队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　　后来中共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国民党

孙殿英，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行伍出身，曾在洛阳加入“庙会道”，不久为会道道长。北洋时期混迹于各派军阀之间，以流窜掠民、贩毒敛财著称。1928年改投国民党新军阀，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曾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一个面有雀斑的戎服大汉，头戴一顶美式军帽，手举一把锈迹斑斑的“莫邪宝剑”，背景是“庙会道”的“告徒红吾”、日酋冈村宁次颁发的“嘉奖令”、蒋介石签发的任命状……这就是孙殿英在抗战胜利后的公众形象。虽说这幅漫画是两年后才刊登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报纸上的，但是老蒋签发任命状的这一笔速写，却是抢在日本天皇宣读“停战诏书”之前就开始的。1945年8月，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欢欣中时，窝在重庆的蒋介石已考虑起了“反共建国”的“大计”。实施“大计”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把华北地区的伪军统统改编为国民党的“先遣军”，从而为他们摘去汉奸帽子，使他们对蒋感激不尽，从此服服帖帖地投入反共内战。11日，蒋介石以十大伪军司令为各路“先遣军”总指挥的任命状，正式通过广播昭告，孙殿英就是其中之一，具体任务是“调防”京汉铁路沿线新乡至安阳间，继续与八路军作战。于是，孙殿英摇身一变，由“曲线救国”的“功臣”，转为反共内战的先锋。同年9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奉蒋介石命令，率军暂驻新乡，待机北上进犯解放区。孙殿英却疑心孙连仲要解决他的部队，连夜坐火车去面见胡宗南，道是为贯彻老蒋的战略意图，准备把部队拉到汤阴，目的在堵住八路军下太行山；同时使起“钱可通神”的法宝，一出手便赠送胡黄金三万多两，借以换取他的庇护。果然非常灵验，胡宗南马上表示对孙殿英“换防”的支持。此后，孙殿英不断贿赂国民党军政要员，连连奏效，不到一年时间，又弄来一纸蒋介石亲署的中将第三纵队司令官的任命状，乐得他捧着烟枪哼梆子，仿佛又寻回了当年掘宝东陵、骤发横财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麻哥，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呀！”孙殿英奉老蒋军令进驻汤阴前，两个同他过命深交几十年的老兄弟悄悄地劝他:“俺们又不是没吃过老蒋的亏，可别又让他耍了。”“你麻哥肚子里有数。”孙殿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看来，国民党有着强大的海陆空军，并有美国作后台，战争只要打响，必

1941年12月7日，日本轰炸机群肆虐珍珠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摧毁大半。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22岁的日本一等飞行军士西开地离奇地“占领”珍珠港附近的一座美国岛屿，为珍珠港之战留下滑稽的尾声。迫降小岛在偷袭珍珠港的过程中，日本飞行员西开地驾机完成攻击任务，按计划前往瓦胡岛北端与轰炸机群会合，随队返回航空母舰。就在日机接近集结空域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9架美军P-36战斗机，双方陷入混战。老旧的美国飞机被轻巧灵敏的日本零式飞机一一打掉，西开地的座机也被流弹数次击中，油箱被打穿。西开地的飞机越飞越慢，等飞到集结点时，大部队已经飞远了。在偷袭珍珠港前，日军指挥官告诉所有飞行员，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可以驾驶飞机前往夏威夷群岛最西端的一处岛屿迫降。日本间谍称，这座名叫尼豪的小岛荒无人烟，生还飞行员可在海滩等待日军潜艇救援。西开地驾机飞了20分钟，总算发现尼豪岛所特有的火山口，但他不敢贸然降低高度，因为他亲眼看到岛上有人跑到开阔地看热闹。可是，飞机里的油料不允许他在天上转圈了，万般无奈之下，西开地勉强找了一块空地，滑了下去。当时尼豪岛的主宰是个名叫阿尔梅·罗宾逊的美国商人。他花钱将这座岛屿变成自家酿制蜂蜜和度假的领地，岛上住着200多名黄皮肤的土著人和日裔移民，他们靠为罗宾逊放羊、酿蜜和修理花园为生。罗宾逊每周都会从瓦胡岛带来生活物资，帮助尼豪岛民改善生活。西开地选择的迫降地恰好是当地土著凯洛哈诺的牧场。这个人曾在美国本土接受过教育，通过看罗宾逊每次上岛带来的报纸，他多少知道点外面的事情。此时，一架涂着猩红太阳标志的异国飞机突然坠落在岛上，凯洛哈诺警惕地走上去，在救出受困的西开地之前，他聪明地取走日本人的手枪和文件包。日裔叛徒尽管对这位不速之客有些担心，但凯洛哈诺还是招待西开地吃了顿早餐。西开地不能用英语交流，凯洛哈诺只好求助于邻居新谷矢岛，此人是个年近60岁的蜂农，这个日本移民来到夏威夷快40年，但当时的美国法律禁止他取得美国公民资格。新谷矢岛和西开地交谈起来，很快明白日美真的开战了。他扭头就跑，让凯洛哈诺一头雾水。没办法，凯洛哈诺只好去找另一名日裔邻居原田芳雄，此人办事精明，很得罗宾逊赏识，老板不在岛上时，就由他照管整个小岛的事务。在与西开地交谈后，原田芳雄也明白了事由，但他没有当众向土著人公开这个爆炸性消息，反而把西开地介绍成遇险的飞行爱好者。淳朴的土著人便举办一场